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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建光:不搞强刺激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延续政策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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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沈建光博士的宏观研究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于12月10-12日召开。我认为,这次会议延续了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和十二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总体上达到了笔者在《2020年:中国经济需要“保6”吗?》条中的预期。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于12月10-12日召开。我认为,这次会议延续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十二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总体上是符合预期的。

会议对当前严峻的经济形势有了客观理性的认识,直接面对“全球动荡和风险点来源大幅增加”、“结构性、体制性和周期性问题交织在一起”、“三阶段叠加”影响继续加深、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现实。同时,强调用科学务实的方法指导政策部署,提出“必须科学稳步把握宏观政策的反周期调整”、“必须强化整体观念,寻求多目标动态平衡”、“必须善于突破改革发展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等。

在上述背景下,本次会议仍然坚持合理适度的反周期调控政策,没有进行强有力的刺激。总体而言,“稳定”一词处于领先地位。例如,会议提到“稳健的货币政策应该是灵活和适度的”,而广义的货币基调保持不变。“大力提高质量和效率”的财政政策将继续是积极的。我们仍然坚持“禁止炒房”的总基调,并提到“一个长期的管理和控制机制,以充分执行城市的政策,稳定土地价格,房价和预期”;面对外部的不确定性,有人提出"对外开放应该继续朝着更大范围、更广范围和更深层次的方向发展"。此外,决策者目前的思维仍然侧重于中长期发展。改善民生、稳定就业、高质量发展和深化改革也是这项政策的主线,并始终贯穿其中。

在我看来,2020年中国经济的整体下滑趋势可能会继续。在此背景下,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稳定性”应是考虑外部不确定性、强刺激效应及其后遗症、宽松政策空间等多种因素的结果,符合笔者在《2020年:中国经济需要“保6”吗?》条中的预期。原文如下,以供参考。

2020:中国经济需要“保6”吗?

2019年中国经济被两起重大事故所笼罩。一是国际经贸摩擦形势的突然变化。二是面临严峻的内外部环境,抗风险措施不松不紧,房地产融资和金融整顿力度超出预期。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今年的经济趋势是先高后低,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达到政府工作报告6-6.5%的下限。作为回应,出现了两种相反的观点。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余永定认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应该在达到6%后“刹车”,经济增长应该稳定,“即使财政状况暂时恶化”。市场经济学家陆挺和其他人认为,应该珍惜已经有限的政策空间,谨慎使用宽松的政策。

对此,作者认为2020年不应该被定为“保6”。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中国采取了一些刺激措施,但效果并不好;第二,外部环境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第三,过去强有力的刺激措施留下了许多后遗症。如果为了“保护6”而重启强刺激,可能会影响风险防范等政策目标的完成,因此弊大于利。

保护增长的措施已经奏效。

事实上,中国已经使用了适度的刺激。在去年以来的本轮经济低迷中,决策者仍然非常重视短期增长,反周期监管从未缺席。

在货币政策方面,央行今年两次实施全面降息,总计1.5个百分点

基础设施建设也是一项频繁的活动。今年,中国新增了2.15万亿元的特别债务限额,该限额已于9月份全部发放。今年6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一份文件,允许将特殊债券作为符合要求的项目的部分资本。今年9月,国务院明确表示,“明年新增特种债券将提前发行,使用范围将扩大。”此外,11月的全国例会也明确降低了一些地区基础设施项目的资本金比例。

然而,中国的经济数据看起来仍然疲软。1月至10月,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2.9%,制造业投资增长2.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8%,均处于历史低位。这是否意味着刺激没有奏效?作者倾向于认为,尽管很难量化刺激的具体效果,但如果没有上述政策,中国经济可能早就“破6”,提前跌入5个区间,从而进一步强化悲观预期。

外部环境仍将控制增长前景。

随着中国进一步开放,预计中国经济仍将受到外部环境的制约。

受贸易萎缩的影响,海外经济趋势不容乐观。作为全球经济繁荣的“金丝雀”,韩国出口连续12个月出现同比负增长,复苏还需要一段时间。美国消费仍有弹性,但企业已经在缩减投资。通过税制改革回到内地的利润主要进入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有限。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可能会降至2%以下。2020年,欧盟委员会将欧盟经济增长率降至1.2%。出口导向型“火车头”德国仍然是一个拖累。

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大选和英国英国退出欧盟等重大政治和经济事件将在2020年发生,这并不排除围绕伊朗核问题等地缘政治风险点的其他“黑天鹅”事件。一旦外部环境的恶化超出预期,那么“保6”将是困难和不必要的。

深化改革开放,避免强力刺激。

最重要的是,中国过去在面临经济压力时会采取强有力的刺激措施。虽然这些刺激政策在短期内起到了稳定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但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继续扩大,潜在增长率下降,刺激效果也在逐渐减弱。

强烈的刺激留下了许多后遗症。作者曾在《反思“四万亿”恐惧症》年指出,“4万亿”是在中国经济濒临硬着陆的时候启动的。方向是正确的,但在实施过程中忽略了中国经济固有的结构性缺陷。“四万亿”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地方政府的金融行为缺乏约束、金融系统承担“准财政”职能、国有企业隐性担保机制以及产业政策的诸多弊端,导致房地产泡沫积累、地方政府债务、银行坏账风险增加和产能过剩。其中一些问题尚未完全解决。

以房价为例。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每一轮刺激都伴随着房价的大幅上涨。笔者计算了国内金融机构的家庭贷款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数,发现2018年这一比例达到了122%。以国际清算银行标准的居民还款率(即利用剩余加权平均期限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居民债务现值)作为杠杆率指标,可以得出中国居民的杠杆率为10.32%,高于美国、英国和日本等主要经济体。

因此,作者认为当前的政策思路在2020年将在很大程度上继续下去。尤其是在房地产领域,短期内不会被用作刺激经济的手段。从中期来看,将坚持“不炒房”的原则,抑制房地产的高杠杆风险,减少实体经济的挤压。只有当经济下行压力触及底线或房地产企业资金链风险增加时,边际罚款才能-

2020年是改革的关键一年。短期稳定增长和长期推进改革之间有一个权衡。核心仍然是通过对外开放和增加创新研发来提高效率。特别是,中国经济增速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国内市场需求快速增长,应继续以开放应对孤立主义,实现竞争中立原则,优化商业环境,通过加强科技创新和治理能力吸引更多外国投资者。改革开放取得了明显成效,取得了较大的中长期效益。即使未来的经济增长改变了方向,进入了第五个时代,它也将比通过强力刺激实现的6%的增长更健康。